胤禛在潜邸时，就已经察觉康熙宽容政策所带来的弊病，尤其是吏治的废弛。因此，登基伊始，即着手整顿吏治。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胤禛连续颁发了十一道训谕，对文武百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告诫总督，身为封疆大吏，乃澄清吏治之本，应竭忠尽职，不负皇恩。告诫巡抚，绥辑兆民，乃抚臣之责，应同心协力，以尽职守，不得贻害地方。告诫督学，身为学官，须廉洁持身，精勤集事，更要启迪士子人品端正。告诫提督，要倡率将弁，简任卒伍，整理器械，操练技勇。告诫总兵官，要以宁谧地方为念，且应文武辑睦，军民调剂，各得其平。告诫布政司，职居方伯，责任重大，自当益矢公忠。告诫按察司，既要严刑立法，又要执法公正。告诫道员，职居协理，各有专责，凡事应亲身经历，以杜营私舞弊之陋规。告诫副将、参将、游击等官，虽身居偏禆，亦应预定练兵之法，亲校骑射，严试技勇，洁己律公。告诫知府，既为督抚监司之耳目，又为州牧县令之表率，承流于上，宜化于下，必须廉洁自持，屏绝贿赂，奉公尽职。告诫知州、知县，身为亲民之官，乃吏治之始基也，品秩虽卑，职任甚重，务以爱民为先务，周察所属，安辑乡里。这十一道上谕反映了胤禛整顿吏治的决心，揭开了雍正朝整顿吏治的序幕。
十一道上谕后，接着就是推行豁贱为良，废除贱民制度，消除乐籍。
在康熙年间，贱民的存在很是比较普遍，如山、陕之乐府，绍兴之堕民，徽州之伴当，宁国府之世仆，广东之蜑户，苏州之丐户等。他们被列为正式编户的四民（民户、军户、商户、灶户）之外，被剥夺了种种权力，受尽了社会的歧视。四民所从事的职业，他们不能涉足；四民所穿之常服，他们也不能享受。这些贱民为摆脱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行了斗争，以至造成案牍繁滋，讼端不止。胤禛为皇子时就曾一再强调贱民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在他继位后立即听取了大臣们的建议，先后于雍正元年四月除山西、陕西教坊乐民籍，九月除绍兴堕民丐籍，将他们与良民一体编户，允许他们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这一政策得到了普遍拥护，对胤禛继位后的政权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之而来的是与土地相关的摊丁入地政策，也就是将丁银摊入地亩一起征收。
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土地就是农民活命的根本，也是国家财政赋税的主要来源。清初的赋役制度因袭明代的一条鞭法，地有地税银，丁有丁税银。丁税银有的按地征收，有的按丁征收，而以按丁征收为主。按丁征收的丁银在清初共有三百余万两。这个数字不算很大，但按丁征收丁银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却很大。由于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进一步发展，贫富不均的现象极为严重，无地或地少的农民无力负担丁税，因而出现“或逃或欠”的情况。这就使清政府征收丁税发生困难，以致失去保证。同时由于农民畏惧丁税的逼迫，或逃亡迁徙、或隐匿户口，又造成人口不实的严重问题，使清政府难以掌握人口实数。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下决心改变丁税的征收办法。康熙五十一年时，康熙曾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原本是想把全国征收丁税的总额定下来，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对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虽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解决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因而一些地区，如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在短期内采取了将丁税摊入地亩去征收的措施，并且收到了“民困以苏”的效果。但是，由于地主以及他们在朝廷中的代表反对，以至这一措施没能向全国推广。雍正元年六月，山东巡抚黄炳奏请按地摊丁，胤禛没有批准。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再请摊丁入地，并要求胤禛乾纲独断批准实行。胤禛遂令户部等讨论。九月，户部议复，同意李维钧的意见。胤禛仍不放心，命九卿等再议，并详细询问李维钧的打算。一直到十一月，胤禛才下决心在全国实行摊丁入地的政策，把各省丁税原额分摊在各州县的土地上，每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自一、二钱至八钱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