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终于想到，这位奇怪的人物是否在船上呢?自从小艇为了一项神秘的任务离开“鹦鹉螺号”船只的那天晚上起，我对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的看法稍有所改变。我想，不管尼摩船长嘴上说过什么，他应该是和陆地上还保持着某种联系的。他难道从来不离开“鹦鹉螺号”吗?整整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一点也见不到他。这段时间里，他干了些什么呢?我原以为他是那样愤世嫉俗，而他现在难道不是到远方去干某项性质至今不为我所知的秘密行动吗？
这些想法，和其他的各种想法千头万绪地纠缠着我。在我们所处奇特的环境下，这样的猜测总是没完没了的。我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苦恼。这一天的等待仿佛是无穷无尽的。我焦急万分，时间过得太慢了。
像往常一样，我在我的房间里用晚饭。因为过度忧虑，我吃不下饭。七点钟，我离开了饭桌。离我和尼德·兰汇合还有120分钟——我数着数着，就越发激动，脉搏猛烈地跳动。我坐立不安，来回踱步，希望通过运动来减轻我心里的烦燥。对于我们这次采取鲁莽的行动可能带来的死亡的后果，我心里毫不在乎；但一想到行动之前被发觉，被带到暴怒的、或因我的背信弃义而难过的尼摩船长的面前，我的心就七上八下的。
我想最后一次看看客厅。于是我走过长廊，来到了我曾经度过了多少欢乐和有用的时光的陈列室里。我看着所有的财宝，所有的珍藏，就像一个被判终生流放、永不得返回的人在被流放前的一夜一样。这些自然的奇珍，艺术的杰作，我的生命中有多少个日子是在它们之间度过的，而我将永远离开它们。我本想透过客厅的玻璃窗再搜索一下大西洋的海水。但嵌板紧闭着——一块铁板就把我和我还未相识的这个海洋分隔开。
我这样浏览了一遍客厅，然后走向那扇精心设置在墙隅的、通向尼摩船长房间的门边。门是半敞开着，我大吃了一惊，不情愿地往后退。如果尼摩船长在房间的话，他一定能看到我。然而，一点声响也没有，我又往前一靠，房间空无一人。我推开门，向里面走了几步。房间里总是那样的苦行僧式的简朴。
这时，几幅挂在墙壁上的铜版画映入了我的眼帘，我记得我第一次参观这个房间时是没见过这些画。这是一些肖像画，一些终生忠实地献身于人类的历史伟人的肖像画，有哥斯修斯哥这位在“波兰完了”的喊声中倒下去的英雄，波特扎理这位现代希腊的莱奥尼达斯，爱尔兰的捍卫者奥康尼德尔，美联邦的缔造者华盛顿，意大利爱国者马宁，倒在黑奴制拥护者的枪口下的林肯，最后是黑人解放运动的殉道者约翰·布朗，他被吊在绞刑架上，就像维克多·雨果笔下描写的悲惨场面一样。
那么这些英雄的心灵和尼摩船长的心灵有什么相通之处呢?我最终能否从这些肖像中发现他生平的秘密呢?难道他是被压迫民族的捍卫者，奴隶民族的解放者?难道他参加了本世纪最后一次政治动乱或社会动乱?难道他曾经是可怕的而可悲可泣的北美内战的英雄之一?
突然，时钟敲响了8点。钟锤敲在铃上的第一声声响打断}我的遐想。我颤抖了一下，房间里仿佛有一只看不到的眼睛在窥视我的心灵最深处，我急忙离开房间。
回到客厅里，我往罗盘上一看：我们的航向始终是向北，测速器标出我们的航速是中速，压力表指示在60英尺左右。这时候真是加拿大人实行计划的好时机。
于是我回到房间，穿上了暖暖的海靴、水獭帽和海豹里皮真丝外套。一切准备就绪。我等待着，伸长耳朵聆听着。我想会不会，突然传来一阵叫喊声，告诉我尼德·兰刚刚在实施逃跑计划时被发觉呢?可是只有机轮的晃动打破了船上的沉寂。我担心不已，我想尽量保持平静，但徒然。
9点差几分了，我把耳朵贴到尼摩船长的门边。里面一丝声音也没有。于是我离开房间，回到半黑半亮着但里面空无一人的客厅里。
我打开通向图书室的门，里面一样光线不足，冷冷清清地。我站在对着中央扶梯的门边，等待尼德·兰的信号。
这时，机轮的转动明显减弱，然后完全停下来。“鹦鹉螺号”船只的航速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次停船对尼德·兰的计划是有利还是不利呢?我说不准。
在沉寂中我只听到了我的心在怦怦地跳。
突然，我感觉到一阵轻微的撞击声。我意识到“鹦鹉螺号”刚刚在海底停了下来。尼德·兰还没向我发信号。我忧心忡忡，很想去找他，让他再重新计划一下。因为我感觉到我们是在不寻常的条件下航行的。
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尼摩船长出现了。他一看到我，就不加寒暄地亲切地说：“啊!教授先生，我还在找您呢，您知道您们西班牙的历史吗?”
此时此刻，我精神恍惚，头脑一片空白，在这种处境下，即使是深知自己国家的历史的人，也会说不出一句话来的。
“怎么，”尼摩船长又说，“您听到我的问题吗?您知道西班牙的历史吗?”
“不太了解。”我回答说。
“许多学者都一样不知道，”尼摩船长说，“那请坐吧。”
他又补充说：“我来给您讲讲它历史上的一段奇闻轶事吧。”
船长躺在一张安乐椅上，我机械地坐到了他身边的阴影中。
“教授先生，”他对我说，“请好好听我说来。这段历史的某一方面会使您感兴趣的，因为它能回答一个您可能一直无法解释的问题。”
“我听着呢，船长，”我说。我不知道我的谈话者究竟想说什么，我测度着这件事是否和我们的逃跑计划有关。
“教授先生，”尼摩船长接着说，“如果您愿意，我们得从1702年说起。您不会不知道，在那个年代，您们的路易十四，以为他一个专制君主的一个手势，就能让比利牛斯山缩到地里，于是他就让他的孙子安儒公爵到西班牙去做国王。这个号称菲利普五世的王孙，把西班牙统治得一团糟，而且在外面又与强敌发生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