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丝毫不敢跟我的两个同伴提起这个新危险。这除了会打击他们为了自救而作的艰苦工作的积极性外，还会有什么用呢?但我一回到船上，就向尼摩船长汇报了这个严重复杂的情况。
“我知道了，”他用他那种即使在最可怕的情况下都不会改变的镇定口气对我说，“这又多了一个危险，可我想不出任何办法来逃避它。唯一的获救机会，就是我们的工作必须干得比海水冻结快。关键是谁抢在前面。就是这样。”
谁抢在前面!最终，我还得接受这种说法!
这一天的好几个小时里，我鼓足干劲地挥动着铁镐。工作一直支持着我。再说，干活，就是离开“鹦鹉螺号”，就是能直接呼吸从储气罐里抽出来储在空气箱里的纯净空气，就是离开“鹦鹉螺号”船上的稀薄混浊的空气。
到了傍晚，冰坑又被挖出了一米。当我回到船上时，我差一点被空气中饱含的二氧化碳窒息而死。啊!为什么我们没能找到一些化学方法把这种有毒的气体清除掉呢!氧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缺乏的。所有的水中都含有大量的氧，我们可以用强力电池把氧气电解出来，水说不定能为我们恢复生机。我美美地想着这个，但有什么用呢?我们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已经充满了船里的所有角落。要把二氧化碳吸收掉，就得把苛性钾盛在接收器中不断摇动。可是，船上没有这种物质，而且也没有其他替代物。
那天晚上，尼摩船长不得不打开储气罐的闸门，在“鹦鹉螺号”船内放出几股清新的空气。如果没有这种预防措施，我们就都会醒不来的。
第二天，3月26日，我又继续干我的挖矿活，挖掘第五米的冰层。两侧的冰壁和大浮冰的下部明显地增厚了。显然，在“鹦鹉螺号”脱身之前，它们会合拢到一起的。失望一下子攫住了我，铁镐差点从我的手中飞出。如果我就要被这些凝结得像石头一般坚硬的海水挤压得窒息而死——这是一种连凶残的野蛮人还没发明的肉刑，那挖下去还有什么用呢?我仿佛掉进了一只怪兽那正无法抗拒地合拢上的大嘴中。
尼摩船长指挥着工作，他本人也加入在干活的行列中。这时，他从我身边走过。我用手碰碰他，给他指了指我们的监狱的两侧墙壁，船右舷的冰墙至少向“鹦鹉螺号”的船壳靠近了4米。
船长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向我打了一个跟他走的手势。我们回到了船上。我脱下了潜水服，跟着他走进了客厅。
“阿龙纳斯先生，”他对我说，“应该表现出一些英雄气概，否则我们就会被封冻在这冻结的海水中，就像被封在水泥中一样。”
“是的!”我说，“可该怎么做呢?”
“啊!”他喊道，“如果我的‘鹦鹉螺号’能顶住这种压力，不被挤碎，那会怎么样呢?”
“什么?”我没听明白船长的意思。
“您不明白，”他回答说，“水的凝固作用会帮我们的忙的!您没发现，由于水的固化，它会把囚禁着我们的冰田绷裂，就像它凝固时会把最硬的石头绷裂一样!难道您没意识到它是拯救的力量，而不是毁灭的力量。”
“是的，船长，可能吧。但‘鹦鹉螺号’对挤压的承受能力有多强呢?它是不可能承受如此惊人的压力的，它会被压成一页铁皮的。”
“这我知道，先生。那就不能指望自然的援助，而要指望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对付这种冻结。现在不仅船两侧的冰墙在收紧，而且后部和前部也只剩下10英尺的水了。冻结正朝着各个方向向我们逼来。我们必须消除它。”
“储气罐的空气能供我们在船上呼吸多长时间呢?”我问。
船长面对面地看着我。
“过了明天，”他说，“储气罐就会空了!”
我身上冒出了一层冷汗。可是，对他的回答我难道还感到惊讶吗?“鹦鹉螺号”船只在3月22日就潜入了南极的自由海中，而现在是26日。五天来，我们一直靠着船上的储气罐维持生命!这样一来，剩下来的空气应该留给干活的人用。当我记录下这些事情的那一刻，我仍活生生地记得当时那种情形，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攫住了我的整个身心，我的肺里仿佛都缺氧了!
然而，尼摩船长默默地思考着，一动不动地。显然，在他的脑子里刚有一个念头闪过，但他仿佛想把它推开：他自己在否定自己。终于，从他的嘴唇里蹦出这几个字：“滚开水!”他喃喃地说。
“滚开水?”我喊道。
“是的，先生。我们被困在一个相当有限的空间里。如果‘鹦鹉螺号’船上的水泵不断地泵出滚开水，这难道不会使水层的温度上升并推迟它的冻结吗?”
“应该试一试。”我坚决地说。
“我们试一试吧，教授先生。”
温度计显示出当时外面是零下7度以下。尼摩船长把我带到厨房里，里面有许多为我们提供饮用水的大型蒸馏器正在运作。蒸馏器装满了水，电池的所有电热通过浸在水中的蛇形管传送出去。几分钟后，水温就达到了100度。随着滚水被抽到水泵里，又有一些新的水补充进来煮。电池发出的热力相当地强，从海中抽进来的冷水只要一通过这些蒸馏器进入水泵中，就变成了沸水。
滚水注射开始了。三个小时后，温度计显示外面的温度是零下6度。赢回了一度了。两个小时后，温度计指示在零下4度。
随着工作的进展，我被这项操作的许多显著效果折服了。我对船长说：“我们会成功的。”
“我想会的，”他回答我说，“我们不会被压碎了。我们担心的只是窒息了。”